2022TIFA 台灣TAI身體劇場✕印尼艾可舞團《AriAri》《Ita》影片 。 (兩廳院提供)
新冠肺疫情雖然阻隔了人與人間實質上的接觸，但拜科技之賜，網際網路縮短空間距離，人們甚至可以視訊後快速閃婚，但這樣便捷的工具，卻沒有為台灣和印尼編舞家瓦旦‧督喜，艾可˙部利陽托搭起方便橋，使得努力3年已編至百分之八十的舞作無法持續，瓦旦和 艾可的｢雙舞作｣必須打碎重作。
瓦旦‧督喜是前原舞者團長，也是「TAI身體劇場」的創辦人。說起艾可˙部利陽托，他身為印尼梭羅市及艾可舞團和獨舞工作室的創辦人及藝術總監，瓦旦表示，他和艾可2014年就認識，2017年艾可首次來台，參與兩廳院新點子舞展，雙方經深入交流興起台印合作契機。
台灣TAI身體劇場藝術總監瓦旦．督喜(右)與印尼艾可舞團藝術總監艾可．蘇布利陽托(左) 。(兩廳院提供)
瓦旦的作品，經常觸及從部落走向都市的文化省思；艾可的作品經常挑戰傳統禁忌、碰觸當代議題，兩人都傾力於關懷土地及生長於斯的人文。瓦旦認為，疫情影響最大是創作方向，疫情前想再去印尼和艾可交流，可疫情阻斷了面對面溝通機會，更可惜的是艾可很習慣線上編舞，｢他可以邊滑手機，很快舞完成編舞工作。｣瓦旦卻不習慣線上編舞，覺平面抓不住和舞者距離，無法進行工作。｣
兩地相隔又不能線上交流，瓦旦抱頭苦思創作要如何轉變，此時現任台北藝術節策展人的鄧富權建議瓦旦轉向移工､新住民議題發展。了解移工的朋友帶著他去屏東東港，看到移工的生活和工作，他們在很不穩定狀態下求生存，｢移工們自己募資蓋清真寺，自己組樂團參加當地公廟陣頭，想由創造中找生活安定。｣瓦旦表示，台灣移工們凝聚力很強，但生活和工作不穩定，在疫情發生後台灣的社會也出現不穩定情勢，像表演藝術只能做線上排練，兩者相對應，使他決定舞作轉向移工､新住民發展。
《AriAri》為艾可．蘇布利陽托編舞，以爪哇神話AriAri作為創作脈絡，找尋「雙胞胎」之間獨有的經驗與感知，探索關係中最綿密的羈絆與關照。 (兩廳院提供)
瓦旦表示，他很清楚明白自己做不來移工的議題，但他在東港田調的過程中，看見了他們的凝聚力，以及生活及工作的不穩定，而這樣的不穩定狀態，置放於這次的舞者之間，讓他們從各自身體文化與生命經驗出發，透過音樂的催化與療癒過程，產生情感連結，進而創造出屬於「群體」、「我們」的身體情境。
｢雙舞作｣由瓦旦負責上半場30分鐘的演出，這隻舞叫《Ita》，瓦旦解釋，Ita是太魯閣語｢ 我們｣的意思，包含3位印尼舞者，台灣2位年輕舞者一起跳，以他們不同生活經驗，不穩定的連結成｢ 我們｣。瓦旦說：｢實驗劇場觀眾席很鬆動，想透過設備,音頻震動，讓觀眾和舞者感受各種不一樣的震動。｣另外透過視覺舞台上會有塊很輕的布，一有氣流就移動，產生氣流空間感覺，布代表生命的波折，｢整隻舞作由噹嘟音樂開始，到移工的認識，最後推到生命經驗，疫情促使每個人的不太安定，更帶有某種孤獨感。｣
《Ita》編舞家瓦旦以印尼「噹嘟樂」（Dangdut）為創作靈感，將移工們在不穩定的處境下，藉由音樂尋求身體安定感的共振狀態，置放於舞者之間。 (兩廳院提供)
《Ita》舞作音樂用鼓和電子音樂做為素材，反復呈現。瓦旦表示，在接觸移工和新住民過程，發現印尼的噹嘟音樂，由兩面鼓敲擊出聲音，是印尼勞工階級發展出來的音樂， 這種音樂經常描繪著爪哇庶民離家工作的心情，歌詞很低沈而悲傷，曲風卻是舞曲。因而想到台灣原住民60,70年代有一個歌叫林班歌，和噹嘟音樂感覺有連結，舞作以移工生活和工作領域延展，現場噹嘟伴奏下的氛圍，開啟一些啟發。
五位舞者有不同傳統文化的舞蹈底蘊，瓦旦指出，先了解舞者傳統舞中的動作脈絡，想透過某些方式打破他們跳傳統舞的慣性，之外也會帶他們去布農族部落走獵徑，很難走的路，舞者會找到平衡方法，讓舞者在不一樣的環境改變身體，很難掌握，打開人體五感，舞者說感覺更有創造力。
台灣TAI身體劇場與印尼艾可舞團《AriAri》《Ita》舞者與編舞家合照 。 (兩廳院提供)
｢雙舞作｣整場100分鐘，瓦旦上半場《Ita》，艾可是下半場《AriAri》 ，雙舞作兩位編舞家理念不一樣，瓦旦表示，雙舞作重要是情感，在不穩定狀態中找到安定，說家庭情感的東西，都是談情感連結的事，兩個不同國家舞者感情交流的作品，兩人創作雖途徑不太一樣，但在舞作中會有交流。
兩廳院2022TIFA台灣TAI身體劇場✕印尼艾可舞團《AriAri》《Ita》，4月8日至10日，國家劇院實驗劇場。(文轉自兩廳院官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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